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核心领导人之一，在党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。如今学界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，不少人将大革命失败归咎于他。但回溯建党初期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先驱者们其实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。面对完全陌生的革命道路，他们在探索中难免会做出一些不够成熟的决策。

在建党过程中，陈独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革命理念。他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原则，对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持谨慎态度。当时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共运的指挥中心，将中共视为其下属支部，自然希望对中共施加影响。这种理念差异为日后的矛盾埋下了伏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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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中共获取外部援助的条件远不如国民党优厚。苏联将主要资源都投给了国民党，而1920年陈独秀与李大钊筹建党组织时，经费几乎全靠个人筹措。他们通过教书、办报、写文章等方式赚取微薄收入。在如此拮据的情况下，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常常因资金短缺而难以为继。

维经斯基来华恰逢中共筹建的关键阶段。为了维持党刊、开办夜校等基础工作，许多党员不得不自掏腰包。上海党组织暂时接受了维经斯基的资助，但这笔资金随着他的离开很快中断，导致工人教育活动陷入停滞。

包惠僧曾因经费紧张，连15元路费都拿不出，只能借钱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。这件事让陈独秀更加坚定了独立革命的信念。他对包惠僧说：靠别人拿钱革命是要不得的。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接受外援的抵触态度，特别是对共产国际的援助心存戒备。

当时舆论对接受苏联援助多有非议，这使陈独秀对外援更加谨慎。在他看来，接受资助就意味着要受制于人，他更希望中共能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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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独秀这种特立独行的作风，颇有晚清士大夫的气节风骨。但现实是，没有足够资金支持，革命事业寸步难行。其实共产国际曾主动提出援助，正是由于陈独秀的拒绝才未能落实。

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后，不仅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局势的复杂性，还在中共一大期间帮助代表们躲过追捕。他在上海与李汉俊、李达会谈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，但要求中共提交详细的工作计划。两位领导人虽同意接受帮助，但仍坚持要保持相对独立性，避免成为苏联的附庸。

张国焘则持不同意见，他主动起草计划，要求共产国际每月提供1000多元资助。陈独秀回沪得知后勃然大怒，斥责这是雇佣革命，违背了自力更生的原则。这导致他与马林的谈判陷入僵局：马林坚持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，陈独秀则认为初创时期的中共尚不需要外援。

这场援助之争成为建党初期的首次重大分歧。最终在现实压力下，陈独秀不得不重新考虑立场。但始终坚持一个原则：决不受制于外部势力。这种坚持虽令人敬佩，却也使革命工作举步维艰。

失业后的陈独秀常去亚东图书馆，因馆长是其同乡且欠他稿费。每次他去，馆长都明白其窘境，总会接济一些。即便穷困至此，陈独秀仍拒绝共产国际的援助。然而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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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1年10月4日，陈独秀在家与包惠僧等人开会时被法租界警察逮捕。尽管使用化名，却因褚辅成失言而身份暴露。这起事件轰动上海滩，连孙中山都亲自致电营救。最终马林重金聘请法国律师，使陈独秀仅被罚款100元获释。

原以为要长期服刑的陈独秀出狱后，才知是马林的资金救了他。这次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革命离不开经济支持，也对马林产生感激。双方达成折中方案：原则上不接受外援，但有必要时可由劳动书记部调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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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共二大上，党正式通过《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》，开始接受共产国际援助。史料显示，1921-1922年间，党员人均获得约四五十元资助，后随人数增加降至4元。这些资金半数用于工人运动，发挥了关键作用。陈独秀在三大报告中也承认：党的经费几乎全来自共产国际。

从坚持独立自主到接受外援，陈独秀的转变源于狱中经历的现实教育。虽然仍保持警惕，但他终于明白：革命事业需要借助更多外部力量。这一思想转变折射出早期共产党人在理想与现实间的艰难抉择